
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中,除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青铜纵目面具和金杖之外,还有一些令人惊叹的发现。在1986年发掘的1号、2号祭祀坑,以及2021年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中,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和海贝。它们不仅为我们揭开了三星堆文明的神秘面纱,还提供了关于古代蜀地与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线索。
展开剩余54%因此,我们可以推测出三种可能性:第一,三星堆祭祀坑中的海贝确实是与印度地区直接交流的结果,并且这种交流影响最终传播到了中原的殷商王朝;第二,三星堆文明和殷商王朝各自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得海贝;第三,三星堆的海贝实际上来自殷商王朝。 我个人认为,第三种可能性更为可信。首先,从规模上看,妇好墓中出土的海贝数量(接近7000枚)就已经超过了三星堆迄今已知的海贝总数(4700枚)。如果是蜀地向殷商输入海贝,按理说,输出地的数量不会小于输入地。其次,从时间序列来看,三星堆1号坑出土的商式青铜器(如罍、尊)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商王武丁时期,而武丁的妻子妇好正是殷商王朝的标志性人物。2号坑中出土的4000余枚海贝与妇好墓中的发现相似,而且也出土了与殷墟妇好墓相同的铜圆尊,其年代上限不会早于殷墟文化的第三期,即武丁之孙廪辛时期。 第三,从祭祀习俗来看,三星堆1、2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罍、尊等容器中所含的海贝,和殷商王朝贮贝的习俗非常相似。它们显然是作为祭品奉献给祖先或神灵的。而在甲骨文卜辞中,出现蜀字频率最高的时期,正是武丁在位时期。 最后,从青铜器的矿源分析结果来看,三星堆铸造青铜器所使用的铜矿,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有着明显的联系,并且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矿源一致。这也进一步证明,三星堆和殷商王朝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文化和物质交流。 综上所述,关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源自与印度地区的直接交流的说法,目前缺乏确凿的证据。相比之下,三星堆与殷商王朝之间的交流,在考古学和文献记载中有着更加充足的证据。因此,我认为三星堆的大量海贝及其祭祀中使用海贝的习俗,应该是受到殷商王朝文化影响的结果,而非直接来源于印度地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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